2、于是看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增量部分,提出“股权财政”,本质上是以国资为引导,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投一级,配套注册制,在二级实现退出,实现资本增值。例如“最佳政府投行”合肥的产投模式,大胆下注困境公司(科大讯飞、京东方、长鑫半导体、华米科技),类似硅谷的VC,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后投向下一个产业,实现良性循环;或者类似深圳,苏州模式:“园区+创投”,引导基金市场化,借着国资信用,做母基金LP方式,并联合市场的头部基金、专业基金,下注专精特新。3、对于存量部分,配套新一轮央企改革方案,例如:交易所的“三年行动计划”、央企考核改革(“一利五率”),提出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推动央企价值重估,前者是EPS,后者是PE. 通过股票分红以及划拨社保基金的方式,用以充实第四本账。类似茅台股票划拨省国资运营公司,茅台是城投债背后的信仰。从EPS角度,央企大都属于与投资高度相关的传统行业和强周期行业,除非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宏观周期里,企业盈利会有趋势性的增长。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早已过去,EPS的改善只能来自于改革红利的释放和对“卡脖子”领域的创新投入。从PE的角度,市场的作用是资源配置,当前金融环境下的估值体系,是一个对资本流动性的干预权和管理权。在中美脱钩以及中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个权力要逐步和Fed进行解绑,流动性的分配(高估值)不会仅仅建立在企业基本面的逻辑上,诸多对标美股的商业模式、终局逻辑、股东至上、重商主义在中国市场是难以成立的,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安全、自主可控、ESG的估值溢价,这是作为一个政策市、顶层权力对资本市场审美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