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催生了规模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他们的财富配置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的起伏、政策法规的迭代与全球格局的变迁。从早期的“激进创富”到中期的“稳健守成”，再到如今的“全球传世”，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逻辑不断升级。当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构建韧性财富架构，成为新时代的核心命题。
一、二十年演进：高净值人群财富配置的历史脉络
（一）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野蛮生长与房产为王的创富时代
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房地产市场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成为财富积累的核心引擎。这一阶段，高净值人群的财富配置呈现出鲜明的“集中化”特征，房地产作为“只涨不跌”的优质资产，成为资产池的压舱石。
从投资方式来看，房地产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住宅、商铺还是写字楼，都成为高净值人群追逐的对象。彼时，中国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36.22%飙升至2010年的49.68%，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住房的刚性需求。房地产行业对GDP的贡献率从4.5%一路攀升至7.65%，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为房地产市场提供资金支持，影子银行如信托规模在10年间增长了39.9%，为高净值人群投资房地产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渠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炒房置业”成为普遍选择，许多高净值人群通过杠杆撬动资金，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
除房地产外，一级市场股权投资成为另一重要创富途径。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A股市场活力被彻底激发，IPO造富效应惊人。直接参与拟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PE）、一级市场申购新股，成为高净值人群快速积累财富的重要方式。同时，高收益的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以及初露头角的阳光私募基金，开始进入高净值人士的视野，作为存款和股市之外的财富管理方式。
从心态特征来看，这一阶段的高净值人群普遍呈现“机会主义、风险偏好型”特征。他们更倾向于追逐高回报，敢于利用杠杆，财富增长主要来源于抓住某一两次历史性机遇（如买房、入股拟上市公司）。其财富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增值”，而非“保值”。
这一阶段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背后的动因可从经济与政策两方面分析。经济层面，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投资拉动特征明显，货币环境整体宽松，资产价格普涨，为激进投资提供了土壤。政策层面，住房市场化改革释放了房地产的巨大潜力，资本市场改革为股权投资的退出提供了通道。当时，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讨论尚远，财富传承压力不大，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对房地产投资的限制较少，进一步刺激了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热情。
（二）2010年代中期至2019年：分散布局与寻求稳健的转型时代
2013年左右，中国高净值人群初步完成了财富积累的奋斗期，财富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此时，市场环境发生显著变化，房地产市场经过长期高速发展后风险逐渐累积，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步伐加快，高净值人群的财富配置策略开始从“集中”向“分散”转变。
投资方式上，房地产信仰开始松动，多元化配置成为趋势。政府频繁出台“限购、限贷、限价”等楼市调控政策，“房住不炒”基调确立，房地产的流动性和回报预期下降。高净值人群开始减持部分投资性房产，将资金转向其他领域。固定收益与类固收产品成为新宠，信托、券商资管计划、银行理财产品等提供“刚性兑付”预期的类固收产品大行其道，成为稳健收益的*。2013年，随着信托产品的兴起，高净值人群在该类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迅速增加，一度占整体可投资资产的15%左右。
与此同时，资产配置概念开始普及。随着诺亚、宜信等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崛起，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组合中增加了保险、基金、债券等更多元化的标的。随着信托产品刚性兑付预期的打破和各类资管业务的开放，高净值人群在信托产品上的配置比例有所收窄，而在新兴投资品种如以私募股权基金为代表的另类资产上的配置不断提高。
这一阶段的高净值人群呈现“谨慎乐观、稳健至上”的特点。经过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股市牛熊转换的洗礼，风险意识显著增强。从追求“高收益”转向追求“稳健的收益”，财富保障和抵御经济周期的需求上升。“保证财富安全”首次跃升为首要财富目标，“财富传承”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财富保障意识开始萌芽。
这背后的动因同样源于经济与政策的变化。经济层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过去简单的投资模式失效。政策与监管层面，金融“去杠杆”政策深入推进，打破“刚性兑付”成为明确方向（如资管新规出台），使得无风险高收益产品成为历史。CRS（共同申报准则）的推行，也让税务规划的重要性凸显。监管部门加强对金融市场的规范与监管，为多元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2020年至今：全球化、专业化与传承时代的全面到来
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日渐上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市场波动加剧，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方式和心态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投资方式上，呈现出“从产品投资到资产配置”的转变。单一资产类别的投资减少，更加注重跨地域、跨类别、跨币种的多元化配置。标准化的公募基金、保险（特别是大额寿险）、家族信托等工具被广泛应用。随着注册制改革深化，资本市场重要性提升，更多资金通过专业机构（如*私募、公募基金）投向股市，分享优秀企业成长的红利。
全球化配置也成为高净值人群的标配。出于风险分散、子女教育、生活方式等需求，配置海外资产（如海外房产、美元保单、QDII基金、离岸家族信托）成为普遍策略。可投资资产超亿元的超高净值客户中，近9成已配置境外资产，其中债券类占比从2020年的18%跃升至2024年末的35%左右。我国不断对外开放的债券通市场，为高净值客户通过境外债投资实现税务筹划、合规管理和财富传承提供了便利。
同时，ESG与新兴产业投资成为新趋势。高净值人群对可持续发展、碳中和、高科技、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投资兴趣浓厚，这既是捕捉新经济红利，也反映了价值观的投资取向。
与此同时，高净值人群的投资心态特征上呈现“焦虑与成熟并存，聚焦守成与传承”的特点。一方面，高净值人群对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转型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投资行为却愈发理性和成熟。核心目标从“个人财富增值”全面转向“家庭财富的保全、隔离和代际传承”。
这一阶段背后的动因更为复杂。经济与市场层面，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通胀高企等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国内房企债务风险暴露，彻底扭转了房地产的预期。2024年2月，城镇储户未来三个月购房意愿占比仅14.6%，较2019年下降6.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连续三年负增长，房价进入下行通道。而金融市场在不断改革与完善中持续发展，截至2024年末，A股上市公司达5392家，总市值85.98万亿元，较2001年增长18倍；公募基金规模突破32万亿元，为投资提供了更多选择。
与此同时，税收监管加强，金税四期上线，税收监管变得*透明和严格，税务合规成为生命线。虽然遗产税尚未开征，但相关讨论持续不断，使得高净值人群急于通过保险、信托等工具进行提前规划。婚姻与债务风险防范需求上升，利用家族信托、保险等工具进行资产隔离成为刚性需求。共同富裕政策导向也提醒高净值人群更需要注重财富的合规性和社会责任感。
二、未来展望：影响高净值人群财富配置的核心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低利率与周期波动的双重挑战
当前，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2025年国有大行五年期定存利率降至1.55%，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2%，而居民储蓄规模却逆势突破145万亿元。这种“低利率、高储蓄”的现象，既反映出投资者对确定性收益的强烈追求，也迫使高净值人群重新审视传统资产配置策略。
利率下行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产生多维度影响。其一，传统低风险资产收益难以匹配需求，推动他们开拓多元化投资渠道；其二，低利率降低了现金持有成本，促使资金向保险、家族信托等能提供长期稳定收益的资产倾斜；其三，利率下行加速资产轮动，权益类资产配置难度攀升，稳健收益类产品的需求愈发迫切。
展望未来，伴随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央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风险收益率将长期处于低位。这一趋势将推动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逻辑从单一追求收益，转向兼顾收益性与抗风险能力，避免单一资产过度暴露。以保险为代表的金融工具，将成为风险对冲的核心选择，助力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中锁定长期稳定收益。
同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正深刻影响高净值客户的投资决策。在经济周期波动加剧的背景下，高净值人群愈发注重资产配置的动态调整，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市场变化。2025年，全球经济处于复苏阶段，但不确定性犹存。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同时面临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高净值客户的投资偏好更加强调风险控制与资产配置多元化。
具体而言，经济衰退期，高净值人群会增加现金、债券等避险资产配置，降低投资组合波动性；经济复苏期，则可能适度提升股票、股权等权益类资产占比，把握市场反弹机遇。同时，为分散单一投资渠道风险，他们将目光投向国内外市场，广泛布局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艺术品等多个领域。随着高净值客户投资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其对投资产品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不仅更自主地参与资产配置决策，对专业投资顾问和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政策法规变化：合规与税务规划的刚性约束
2025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推出“一揽子金融政策”，涵盖降准降息、优化信贷结构、支持科技创新与消费升级等举措。这场被舆论称为“十箭齐发”的政策组合拳，标志着我国在应对经济转型压力、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中迈出关键一步，更向高净值家庭释放明确信号：财富管理逻辑需从“高速增长时代的财富积累”转向“低利率周期下的安全与传承”。
新金融政策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产生三方面深远影响。其一，利率长期下行成新常态，防御型资产配置迫在眉睫。央行降准释放1万亿元长期资金、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等举措，直接压缩了传统金融产品的收益空间，投资者急需寻找能提供稳定收益的替代资产。其二，系统性风险防控升级，财富安全边际亟待重构。在房地产债务压力与地方财政转型背景下，政策要求金融机构“穿透式”管理风险，将保险等工具的“安全垫”属性置于首位。证监会提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旨在通过保险、社保等稳定资本平抑市场波动。其三，财富管理转向“功能化”，政策红利催生新机遇。证监会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优化险资考核机制等举措，实质是引导保险等工具从“投资属性”转向“社会功能属性”。央行行长潘功胜指出“引导金融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保险工具凭借明确的法律属性与稳定的收益结构，成为政策落地的关键载体。
（三）市场环境变化：资产价格波动与新兴产业机遇
全球政经局势变革引发资产轮动加速，权益类资产配置难度陡增，高净值人群愈发重视资产多元化配置以分散风险。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高净值客户的财富管理策略需更灵活、动态。
高净值客户在投资中需密切关注市场风险因素，合理配置资产以降低风险。为分散单一投资渠道风险，他们将聚焦国内外市场，广泛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艺术品等领域，同时重视投资组合的风险控制，通过分散投资、对冲策略等手段降低风险。同时，财富管理机构应实时监控宏观经济、政策变化与市场趋势，动态调整客户资产配置。例如，市场波动时，通过调整股票、债券等资产占比降低风险；借助量化投资等先进技术优化投资组合，实现资产多元化配置。
新兴产业发展为高净值人群带来新的投资机遇。2025年，绿色投资成为高净值客户关注的热点。渣打银行《个人可持续投资调研报告2025》显示，87%的受访者愿意投资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的企业，这一比例首次超过涵盖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的可持续投资（83%）。在25—39岁的“下一代高净值人群”中，66%对转型投资持积极态度，较年长群体（54%）高出12个百分点。
绿色信托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2023年新设立规模超350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基础设施、ESG主题项目及碳中和债券。预计在国家“双碳”战略推进下，2025年相关业务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信托资产总量的12%。浙江安吉竹林碳汇信托项目，以19.8万亩竹林30年碳汇收益作质押，成功撬动8亿元信贷资金用于生态改造，形成可复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此外，数字化转型也为高净值人群创造新投资机会。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数字化平台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了更多投资渠道，包括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海外市场等，满足其多元化投资需求。
（四）人口结构与家庭因素：传承需求与资产隔离的迫切性
随着*代创富者集中步入退休年龄，财富传承从“可选课题”变为“必答题”，高净值人群愈发关注家族信托、遗嘱等财富传承工具的运用，以确保家族财富在代际转移中的掌控力。
2025年，我国老龄化社会加速形成，催生养老信托需求。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30年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13万亿元，而当前养老信托市场渗透率不足1%，存在巨大拓展空间。国家卫健委预测，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突破30%，养老财产信托、遗嘱信托等创新产品开发提速，已有13家信托公司备案养老信托产品规模超800亿元。
家族信托作为财富管理领域的重要布局方向，签约规模已超5000亿元。受益于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需求与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多元化趋势，预计至2025年该领域规模将突破1.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维持在25%以上。2025年家族信托业务呈现以下特点：家族信托规模突破1.5万亿元，存续规模年均增速保持在50%以上，业务需求从单一财富传承延伸至税务筹划、企业治理、公益慈善等综合服务；养老信托受益于老龄化加速趋势（2030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5%），有望通过“保险+信托”、“养老社区权益信托”等模式打开万亿级市场空间。
家庭结构变化使得资产风险隔离需求日益凸显。婚姻变动、继承纠纷等问题频发，高净值人群愈发注重通过法律架构实现资产风险隔离，如利用保险、信托等工具保障家族财富安全。2025年4月银保监会《关于优化保险金信托服务规范的通知》发布后，“保单+规则”的组合工具成为多子女家庭传承新标配。该政策允许向家族理事会披露非敏感信息，但禁止向外部第三方泄露信托架构，为高净值家庭提供了更灵活的财富管理方式。此外，“保险+信托”模式融合保险的保障功能与信托的财富管理功能，为高净值家庭提供全面的财富保护方案；养老社区权益信托等创新产品也在持续开发，为高净值人群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
（五）高净值人群自身需求与偏好：风险偏好与专业能力的升级
当前高净值人群风险偏好以稳健型配置为主，未来仍将以稳健配置为基础，同时会依据市场情况适当增加中低风险维度的投资策略，提升资产收益性。
胡润研究院2025年3月21日发布的《2025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质生活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投资重点从不动产转向黄金，保险投资呈增长趋势，体现出其在财富管理中更注重风险分散与长期保障。报告指出，投资方面，黄金是受访高净值人群未来一年的*，占比15.7%；其次是A股和基金，分别占比12%和11.3%；保险占比增长2.9个百分点，达10.8%。
在资产配置上，、高净值人群可采取“四层配置”策略：保本打底层（50%-60%）配置大额存单/国债、增额终身寿险、货币基金/短债等低风险产品，保障本金安全；稳健增值层（20%-30%）配置指数基金、高股息股票、商业地产REITs等中低风险产品，追求稳健增值；风险收益层（10%-20%）适当配置股票型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黄金等，提升整体收益；海外配置（10%-20%）配置海外优质不动产、美元资产、离岸家族信托等，分散单一市场风险。
随着投资知识与经验的提升，高净值人群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投资产品的了解与认知加深，更自主地参与资产配置决策，对专业投资顾问和机构的服务质量要求更高。2025年，高净值人群投资知识与经验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投资专业化程度提高，对投资产品认知加深，更自主参与资产配置决策，对服务质量要求更高；数字化接受度提升，对智能投顾接受度达38%，2025年上半年，智能投顾服务覆盖高净值客户200万人，数字化资产配置规模突破20万亿元；国际化视野增强，更关注国际市场，希望财富管理机构提供跨境投资服务，海外优质不动产投资、美元资产配置、离岸家族信托等成为关注重点；绿色投资意识增强，87%的高净值人群愿意投资减排企业，比例超可持续投资（83%），年轻群体对转型投资的积极性更高。
随着投资知识与经验的提升，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管理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简单产品推荐，而是希望获得个性化、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因此，财富管理机构需加强专业团队建设，提升服务质量，满足高净值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
三、构建面向未来的韧性财富架构
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配置史，是一部从个人创富的英雄主义，走向家庭守成的理性主义，再迈向家族传承的长期主义的历史。投资方式从早期集中于房地产，逐步发展到如今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投资心态也从单纯追求创富，转变为更加注重财富保障、风险分散与长期传承。这一系列变化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以及法律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发展演进的底层逻辑是外部环境从“高速发展”变为“高质量发展”，从“机会遍地”变为“风险叠加”的必然结果。同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像一把无形的刻刀，塑造着他们的决策：从无视规则，到适应规则，再到利用规则工具（信托、保险等）来主动管理风险。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核心，将永恒地围绕安全、增值、传承这三个维度展开。唯有顺应趋势、拥抱变化、善用工具，方能在时代浪潮中守护财富、传承价值，实现从“创富”到“传世”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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