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碳达峰”“碳中和”的课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ESG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

ESG（由环境、社会、治理三个英文首字母组成）是近年来金融市场兴起的重要投资理念和相关企业行动指引，亦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市场和微观企业层面的具象投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尤其在“双碳”目标、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背景之下，ESG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

ESG被称为企业的“第二张财报”，通过ESG的各项指标，为企业在政策、转型等方面进行探索，防范风险，未雨绸缪。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披露格式、指标以及市场监管，企业的ESG报告五花八门，甚至被当成一门生意。

真ESG还是宣传噱头？

截至目前，阿里巴巴、腾讯、茅台、小鹏汽车、B站、比亚迪等一众知名均发布了ESG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内容差异性较大，有的针对E、S、G三大领域展开论述，有的关注社会协作、抗疫保供，也有的将较多笔墨用于“秀肌肉”。

阿里巴巴是国内较早在董事会层面设置ESG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企业，并曾公开碳中和目标和行动路线，对行业起到了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8月29日，该公司发布ESG报告，从三个维度、七个方向，展现对于环境、均衡发展、企业治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行动。报告显示，2022财年阿里云使用电力中21.6%是清洁低碳的；与使用自建数据中心相比，用户在中国使用阿里自有数据中心提供的云计算服务能实现碳减排85.5%。

茅台首份ESG报告罗列了政府、股东、消费者、员工、经销商等利益相关方，有评论称这份报告“更像是披露给利益相关方看的”。报告围绕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识别出了四大方面（公司治理、经济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总共24个实质性议题，囊括了ESG指标的方方面面，对于各项议题给予几乎相同的篇幅。

小鹏汽车在报告中披露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环境”“社会”“管治”，外加“产品与创新”。在“产品与创新”部分用了较多的笔墨来描述公司的研发投入、专利数量、软硬件方面的创新等，强调了公司的“硬实力”。B站则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在责任管治、产品责任、社会关怀、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努力。

有的ESG中，明确了碳中和目标，安踏和蒙牛都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腾讯表示，将在2030年以前实现自身运营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以及100%绿色电力应用的目标，同时提出了三大重点行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型使用可再生能源，探索碳抵消方法和技术。

部分公司对碳中和并没有明确规划。例如茅台的表述为“初步构想公司碳中和规划，制定思路，开展减碳行动路径，即将开展碳盘查工作”；B站在减碳方面“计划逐步建立全面的碳排放监控及管理体系，通过监控办公及数据中心的碳排放，不断完善低碳减排措施”；京东对于“全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盘查”处于“筹备中”。不过，京东承诺到2030年将物流车100%替换更新为新能源物流车，而集团层面的减排目标状态尚在“筹备中”。

另外，记者注意到，一些评级机构对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ESG评级为A级，作为新能源车销售冠军的比亚迪也自称是ESG标杆企业，围绕“双碳”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包括成立碳排放管控委员会、启动双碳规划研究、零碳园区项目等。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该企业长沙工厂被曝在2022年4月以来，致使长沙市雨花区嘉和城的部分业主及孩子出现了身体不适，主要症状为频繁流鼻血、头晕、恶心、久咳不止等。此后，长沙比亚迪承认气味来源于该公司，但不承认存在排放超标和污染。

中财绿指首席顾问、中央财经大学绿金院高级学术顾问施懿宸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ESG已是国际通用语言，企业要抓住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就必须将ESG作为核心竞争力。要想拿到国际订单，就必须做好相关工作。

“假如要进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就必须满足苹果公司在ESG方面的要求。如果想接欧盟国家的订单，就必须达到他们的碳排放要求，ESG更能体现出企业是否有全球眼光及竞争力。”施懿宸说。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ESG，但真正重视并由企业管理层牵头成立相关部门的企业并不多，甚至一些企业将ESG报告过度包装为提升品牌、进而营利的工具，有些报告只是文字堆积，缺少实质性内容。

“部分企业的报告更像是自说自话，并没有科学的评价系统，只是简单地找一个中介公司，把企业在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亮点’拿出来加工一下，更像是宣传的噱头。”北京一位金融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

由此，便催生了一门生意。

ESG沦为生意

在百度网站输入“ESG”进行搜索，前4页都可以看到以报告撰写为主业的中介公司广告，不少标榜可以提供国家认可的ESG报告及相关咨询服务以及全流程零碳解决方案。

记者点开一条广告，其内容宣称，提供从报告撰写到审验，再到发布的全流程服务。这家公司负责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近年来，ESG报告的市场需求量明显增加，有的是客户对企业提出的要求，有些则是应对监管部门的要求。

“在我们的工作流程中，前期会安排专人对公司进行调研、访谈，之后会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编制整体的（ESG）框架、制定适合企业的指标等，然后给企业一个需要企业提供的资料清单。”上述负责人介绍，一般情况下，企业需要提供组织架构、内部管理制度、年内的员工活动、环保方面的措施等，还有企业用水、耗水、排水，排放二氧化物、氮氧化物数据。

上述公司自称是上市募投起家，对上市公司的运作流程和证监会、交易所的合规规定比较熟悉，很多上市企业也都是其客户。可以帮企业包装ESG报告，只涉及正面内容，即使有一些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也可以在报告中规避。

在价格方面，根据企业的规模、所处和行业、具体的要求不同而异，5万元起步，到20多万不等。

那么，由第三方编写的ESG报告，如何证明其权威性？“我们是可以出具审验（认证）证明，国内只有9家企业有这个资格。为报告加签第三方独立验证声明，全面提升报告的质量和公信力。”上述负责人说，“不过，如需审验证明，还需要大约10万元的费用。”

“现在年底，客户需求量大，业务人员比较忙，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出报告，平时的话1个月就行。”他继续解释说。

ESG报告是否可以根据企业的意愿来编写？对此，施懿宸分析，国内一些小的评级机构包括第三方机构，为了拿到项目，可能对企业降低要求，当“和事佬”，甚至会对企业的评级做人为的更改，这样会严重降低ESG报告的公信力，进而影响到行业发展。

一家位于深圳的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咨询时表示，ESG报告只需要在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上做深化，无论是制造型企业还是技术服务类企业，ESG报告只是展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角度应对风险的能力，“其实就是对企业的一个正面宣传”。

这是一家标榜ESG评级、ESG报告撰写、风险监测管理、ESG信息挖掘分析的公司。其负责人坦言，目前因为没有相关标准，导致市场混乱，中介机构良莠不齐，ESG报告差距较大。

“中国的ESG市场很大，前景很广。很多人认为ESG只是形式上的一个报告，实际上它更侧重于企业的管理，我们可以帮企业设置管理体系，让每个部门都参与ESG的议题和环节。”这位负责人自豪地说，今年以来，他的公司已为30多家企业出具了ESG报告及审验，大部分是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出口型企业，“国外市场对此要求比较严格”。

从上述公司发给记者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些ESG报告格式、内容各异，篇幅少则十几页，多则数百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中国ESG研究院执行院长柳学信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中国很多评价机构，他们的指标不一样、范围不一样、权重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

“对于一些龙头企业而言，ESG报告很耗费精力、财力，要和相关利益方沟通，归纳实质性议题，才能着手写报告。而很多企业在编写ESG报告时，在市场上找一家中介机构，把过去企业在社会责任、环保、劳工方面的闪光点总结一下形成报告，这样的报告形式大于内容。”柳学信说。

“漂绿”争议

伴随着ESG报告的演进，衍生出相应的“漂绿”问题，让企业ESG无论在投资实践还是社会认知上都争议不断。

“漂绿”不难理解，是指企业在ESG报告及信息披露、公关宣传、市场营销中，或者投资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等在ESG投资过程中，标榜其产品、服务和经营活动符合绿色、低碳、环保的标准而事实上却名不副实的行为，其目的是隐瞒其存在的问题、掩盖不可持续的真相。

在ESG报告兴起之前，“漂绿”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营销领域，突出表现为虚假广告宣传，表现为过分渲染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蓄意隐瞒企业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劣迹。ESG报告兴起之后，“漂绿”更具专业性和隐蔽性。

虽然中国市场对ESG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但是由于目前ESG发展仍然缺乏明确且完善的规范标准和监管体系，致使市场“漂绿”行为普遍存在。

“只要是出ESG报告的，或多或少都存在‘漂绿’现象，有些企业找第三方包装和美化自己好的方面，有的企业直接将一些相关指标数据篡改。在国内，不少企业在做ESG议题是出于被动，迫于各方压力。”前述中介机构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

之前，财政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发表论文指出，就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而言，“漂绿”在企业界、金融界和学术界都不同程度存在。黄世忠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编写的《上市公司ESG实践案例》中的133家上市公司ESG案例，不少存在“漂绿”现象，且选择性披露、报喜不报忧、只谈环境绩效不谈或淡化环境问题的现象比较突出。

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漂绿”现象也不鲜见。如2021年3月，环保组织向FTC提交了针对雪佛龙“漂绿”申诉，控告其用“降低排放强度”等术语误导公众，同时继续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整体开采和生产，且存在对外披露信息没有减少总体温室气体排放新承诺等多个夸大不实环保行为的信息披露。

2021年4月，荷兰海牙地方法院裁定，壳牌公司到2030年必须使其碳排放量比2019年时的水平降低45%，而该公司自行设定的目标是降低20%。

2022年4月，美国FTC指控沃尔玛百货公司将几十种人造丝纺织品宣传为竹纤维产品，以撒谎欺骗方式“漂绿”，最后以沃尔玛承担300万美元处罚结案。

黄世忠指出，“漂绿”现象普遍存在，削弱了ESG报告的公信力，影响了ESG评价的公允性，成为阻碍ESG发展的一大“公害”。

黄世忠呼吁，若不对企业的“漂绿”行为加以遏制，ESG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沦为公关宣传噱头的风险，误导环保部门对碳排放控制成效的判断，不利于我国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施懿宸在调研后发现，很多企业把ESG放在公关部门，每年都找第三方做一本报告书，对媒体开一场新闻发布会，虽然这样比较容易，也节省了成本，但失去了ESG原有的意义，长此以往，企业也不会得到本质上的提升。

“一些优秀的企业，ESG有专门的部门，甚至委员会，一般由董秘牵头，会做一些内部培训，这样的企业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施懿宸告诉《中国慈善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肯定希望获得好的评级，会去找对它比较友好的机构，那些有公信力的评价机构就会遭到排斥，因此在ESG市场上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施懿宸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落地措施加强监管，对企业的信息披露提出更高的要求。

强制披露呼之欲出

在今年11月结束的第五届进博会上，毕马威中国环境、社会与治理服务主管合伙人林伟表示，2022年全球营收排名前100企业的ESG信息披露率为79%，中国营收排名前100企业的披露率从2020年的78%上升到89%，但较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地区接近100%的披露率，仍有一定差距，而且ESG信息披露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首先，缺乏一个ESG披露的标准框架和体系，企业按照什么样的信息内容、格式、范围、指标体系等来披露，这些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明确，才能实现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实质性、可靠性、可比性和公开透明。其次，披露体系也不完善。企业基本上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则进行披露，并没有明确的、规范的综合ESG信息披露要求。

另外，中国很多企业对于ESG的认识不到位，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ESG的重要性，ESG实践发展比较滞后，没有相应的人员来专门负责ESG信息披露，也没有能力来披露相应的ESG信息。

其实，早在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对科创板上市公司提出ESG强制披露要求。202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重点关注是否主动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履行情况，报告内容是否充实、完整。

在国家层面，2022年4月，中国证监会发文，要求上市公司在与投资者沟通内容中增加ESG信息。5月，国资委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将推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完善ESG工作机制，在资本市场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要求央企上市公司到2023年全部要披露ESG报告。

从监管层面，中国对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要求逐渐严格，从“倡导自愿披露”转变为“部分企业强制披露”。

“因为监管部门没有给出具体的指标要求，所以公信力体现在市场上，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评价体系出来没问题，但作为舶来品，如果得不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就没有意义。”施懿宸认为，在ESG评价体系方面，国际公信力是最主要的。

柳学信表示，对企业而言，缺乏相应信息将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这些实质性的信息将有助于企业、政府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作出有利于价值创造的决策。通过了解企业披露的ESG信息，那些具有长期发展潜力及符合可持续发展、双碳战略或者绿色发展的企业和项目就会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柳学信认为，在市场倒逼机制下，目前我国强制ESG信息披露的条件正在逐步成熟，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规范的、统一的要求，“就像过去的财务标准一样，用了20多年大家才达成一致，才有3张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统一格式”。

作者：温如军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万小军